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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中的爱情故事

乔海燕

文革前,我住的城市里有一个话剧团,有时会逆流演几个剧目。比如,大家都在演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,他们却上演《钗头凤》。因此,很有些名气。剧团就靠“角儿”支撑,这个团有几位演员,功底深厚,演技精湛,在本市家喻户晓。其中一位男演员,擅长演《雷雨》里的资本家“周朴园”一类的角色。此人颇有风度,气质好,在身不在貌,所谓含而不露,藏而不显。站在舞台上,无论一袭长褂,还是西装革履,转身、坐下,掸掸裤腿儿,扶扶眼镜框,举手投足都是戏,他嗓音有磁性,胸腔有共鸣,念白非常吸引人。据说,他不用麦克便可将每句台词的最后一个字送到剧场的最后一排,观众听的真真切切。

文革来了,样板戏里没有话剧,剧团便不再演出。演员白天在剧团接受批判或者批判别人,晚上都流散到社会各干营生。又过了一阵,话剧团驻地被“样板团”占领,演员们便被安置在一座公园住下。他们的住所旁边,是关押动物的笼子,一群猴子,两只狗熊,还有几匹狼、狐狸。那时候,动物也吃不饱啊,夜里每每因饥饿低首悲吼,或者望月长嗥。演员们从梦中惊醒,惊恐万状,拥被围坐,彻夜难眠。有人因此得了神经衰弱。

故事就从“周朴园”开始。

开始,“周朴园”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三名三高人物”,批斗、检查、游街,百般折腾。后来,造反派策反成功,他老婆“繁漪”决定投靠毛主席革命路线,挺身而出揭发“周朴园”,造了他的反,不仅划清界限与他离婚,还把孩子领走藏起来。“周朴园”后院失火,彻底孤立了。团里人看出造反派故意整他,再没有人敢帮助他,甚至没有人敢和他说话。他只好自己搬到动物园住。

那时候,“周朴园”已经四十多岁,独身一人生活,他不会做饭,不会买菜,不会洗衣,不会料理自己,甚至连写检查都不会。且夜夜与动物相伴。那年的冬天,寒风,冰雪,夜间的兽鸣,房间里充满呛人气味。再加上外有单位批判,内有“前妻”揭发,急心攻火,三下五去二,便得了一身病,苦不堪言。

一日,“周朴园”挪着去医院看病,门诊的医生有认识他的,便来默默陪伴,也有好言相劝,凑点粮票好叫他买着吃。有人又开出化验单,叫他做个检查。

“周朴园”拿着单子到了化验室,遇见化验员王姑娘,这一见,转瞬电光石火,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。

王姑娘头年从大军区文工团退伍,年方十八,生的很漂亮,皮肤白皙,头发乌黑,苗条身材,举手投足都是动作,两眼飞光流莺,顾盼有神。王姑娘政治上很是进步,是带着入党预备期转到地方的。

王姑娘看到“周朴园”来化验,照例热情接待,抽血、检验,与别人并无二样。只是觉得“周朴园”的姓名有些耳熟。原来,王姑娘在部队文工团是演短剧的,对话剧非常爱好,时时雕琢演艺,孜孜以求。当“周朴园”走后,化验室其他人告诉王姑娘其人其事,王姑娘瞪大了眼睛,先是惊讶万分,继而欣喜若狂。

王姑娘听人讲了些“周朴园”的事,她是演员出身,自然能想到这样的“名角”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尴尬和不堪,同情心油然而生。她偷偷取出化验结果,打听到“周朴园”住的地方,下班后自己悄悄的过去了。

到了“周朴园”家,眼见到一位有成就的话剧演员,就因为演戏演的好,就因为演了“周朴园”,遭受磨难,住在一间破烂不堪的小房子里,家徒四壁,除了冷清之外,就是绝望和无奈。王姑娘心生不忍,当即撩下外衣,动手打扫卫生,收拾屋子。

一个姑娘就是一个春天啊!一番整理,小小的房间焕发生机,煤火生起来了,炖上一锅白菜粉条,一箅子窝头捏得有模有样。“周朴园”脸上透出红润,美滋滋和王姑娘吃了顿有味道的饭菜。饭后,“周朴园”好好哭了一场,王姑娘坐在旁边的杌子上,默默看着他。

从那以后,王姑娘隔三岔五来“周朴园”家,打扫卫生,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,小屋里时时传出笑声,传出“周朴园”磁性、有穿透力的朗诵声,传出两人对台词的声音。等到众人知道王姑娘和“周朴园”关系密切时,已经晚了,两个人已经相爱了!

“周朴园”比王姑娘大三十岁,显然,这是一段苦涩的爱情。以后两个人遭受的苦难,精神上的折磨,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。

王姑娘的单位开始对她施加压力。但是,完全找不到理由,也找不到任何借口,只好在工作上百般刁难她。把她从化验室调到供应室,还点名叫她清洗回收纱布。王姑娘根本不听那一套,我行我素。到了第二年冬天,两人相识有一年时间,王姑娘干脆搬到“周朴园”家,住下了。

“周朴园”的单位也对他百般批斗,又不好说什么,就是批他“修正主义文艺路线”,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等等。毕竟戏里戏外,多数人还是可以理解,看到如此浪漫之事竟然在文革的风暴狂潮中出现,都暗暗对“周朴园”伸大拇指。批斗会每每演成小品。

王姑娘的单位看到施加政治压力反而促成好事,气急败坏,就把王姑娘发配到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工地卫生所当卫生员,白天随工人出工,夜里值班。那时候,王姑娘已经有了身孕,每个星期六晚上,她乘火车从工地回到“周朴园”身边,在车上待一夜,进门就打扫卫生,做饭、洗衣服,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工地,不影响星期一上班。

“周朴园”和王姑娘的生活,真是非常艰苦,还要顶住整个社会、单位的政治压力,流言蜚语。当然,对王姑娘来说,她还要顶住家庭的压力。这些,谁都可以想象得到,也能想象得出。

就这样过了几年,孩子渐渐大了,两家单位的人看见他们确实真情实意,着实令人感动,对王姑娘的管制松了些,还允许给她办理铁路免票。“周朴园”的日子也好过了些,单位叫他搬回来,分了一间房给他。

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“周朴园”的。

有一次,我和好友乃普等几个人在“周朴园”家闲聊,大家默默看着王姑娘里外忙,悄声数落“周朴园”,哄孩子。稍停,乃普问了王姑娘一句大家憋在心里的话:你开始就知道这是一段苦日子吗?

我怎么不知道。王姑娘说,晚上睡不着,头发大把大把掉,最后还是下决心,和他好了。

她又说,我就是看不惯那些整他的人,看不惯人家整他,文化革命是整走资派的,为什么要整他?他有什么罪?我是个当兵的,是个小化验员,也没有什么大本事,就是想叫他过上人过的生活!

我们几个认识“周朴园”夫妇的医生在一起议论时,也不禁对王姑娘感慨,这是一颗怎样的心啊!才能这样怀着关切,怀着爱情,怀着如此的宽宏大量的情感,将一个绝境中的演员,一个在政治上被划到“黑名册”里的人,紧紧地保护在自己心里,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。

(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、知青、医生、记者和编辑,现为凤凰网副总裁。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。)

文章来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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